文 |地缘历史档案
编辑|地缘历史档案
声明:拙见在此，抛砖引玉。诚邀您点个「关注」，方便日后交流。文中观点仅为一家之言，我尤其期待听到您的不同见解甚至反对意见。真理越辩越明，感谢您赐教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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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可能从来没听过她的名字，但如果你认真看完这个故事，你会明白一个人到底能有多大的力量。她不是军人，也不是外交家。她没有官职，也没背景。
展开剩余87%她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女人，但她却把日本政府拖上了法庭，在东京地方法院里，第一次让日本司法机构承认了细菌战的历史事实。
她叫王选。她用十年时间，把当年731部队做过的事，一点一滴摆在了世界面前。她没有枪，也没有刀，只有一支笔和一颗不肯低头的心。
王选出生在上海，1952年。她的父亲是上海高等法院的法官。她从小听父亲说自己家乡的事——浙江义乌崇山村，四十年代，日军在那里投放了细菌。
她十三岁的叔叔死于鼠疫，死的时候全身溃烂，没有医生，也没有药。她听得懂这些话，但那时，她还不明白那意味着什么。
直到1970年，她17岁，作为知青被送回了义乌插队。她没想到，自己小时候听说的那些事情，全都是真的，而且比她想的还要严重。
村里很多老人走路一瘸一拐，脚烂得连鞋都穿不了。他们管那种病叫“烂脚病”。不是普通的溃烂，是从骨头里烂出来的，一旦发作，整个人没几天就完了。
王选当时住在村里，跟村民一起下地干活，一起吃饭。有一次她亲眼看到一个老人把脚剁了，用柴火烧伤口止血，然后在屋后跪着哭，说“还不如死了干净”。
那一刻，她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痛到骨子里的屈辱。但她也不知道，自己未来会跟这段历史死磕一辈子。
1973年，她被推荐到杭州大学学英语，毕业后回义乌教书。她的人生看上去已经走上了“体制内”的道路。但1987年，她又做了一个当时很少人敢做的决定——留学日本。
她去筑波大学读教育学。生活不容易，学费、房租、打工、写论文，每天都在忙。但她从没想过在日本找麻烦。她只是想安安静静读书。
直到1994年，她回义乌探亲。她的堂叔王焕斌告诉她，村民们正在筹划起诉日本政府，要求为细菌战负责。他们希望她在日本能帮忙搭个桥，找找支持者。
她没答应。也没拒绝。只是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我看看吧。”但就是这句“我看看”，把她从一个普通留学生，变成了一场跨国诉讼的团长。
1995年8月3日，她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：731部队国际研讨会在东京召开，日方有成员去过崇山村调查鼠疫。上面写着“村民代表王焕斌”。
她一下子愣住了。她知道，事情已经开始了，而且是认真的。她立刻联系了那两个日本人：一个叫森正孝，一个叫松井英介。
他们是那场研讨会的主办方，也是最早关注731部队问题的日本活动者。王选问他们：“我可以加入你们的调查吗？”对方说：“欢迎。”就是这样，她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。
1997年，原告团成立了。团长是王选。最初有108名原告，代表191位死者和3位幸存者。后来人数增加到了180人，分布在浙江、湖南等多个省份。
她带着这些人，三次走进东京地方法院。1997年8月11日，他们正式起诉日本政府。这不是普通的诉讼。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以民间名义，在日本法庭上追问二战真相。
她出庭30多次，每一次都要翻译几百页资料，反复核对证据。她不是律师，但她比律师还懂证据。
为了这件事，她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。她说：“我可以不要房子，不要车，但我不能让这些老人死得不明不白。”
2002年8月27日，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。判了四年，开了28次庭。结果出来了：败诉。但所有人都哭了。
不是因为输了，而是因为——判决书里第一次明确写下：“旧日本军731部队等，在陆军中央命令下，将细菌武器用于实战，日本政府负有国家责任。”
王选当场说了一句话：“败诉，但我们胜利了。”她说得对。因为在这之前，日本政府从来没承认过这段历史。她把真相钉在了他们的法律里。永远抹不掉。
但事情还没完。日本政府不赔钱，不道歉。他们说：“国家无答责”，也就是战争时期，国家对个人不负责任。王选不服，带着原告团上诉到了日本最高法院。
2007年5月，日本最高法院维持原判。十年的诉讼，到此为止。她输了官司，但赢了历史。更重要的是，她让世界知道了：这些事，真的发生过。
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她身边的支持者越来越多。日本有200多名律师为这场诉讼提供支持。他们没有收费，还帮忙翻译、整理证据。日本媒体开始报道731部队的历史，日本年轻人开始质疑教科书的内容。
有人问她：“你恨日本人吗？”她说：“不，我恨的是那些不肯认错的人。”这句话，后来出现在她主编的书《大贱年》里。
2002年以后，她开始整理更深层的资料。她找到了《井本日志》，那是日军作战参谋井本熊男的日记，里面详细记录了细菌战的操作流程。
2011年，她又发现了《金子顺一论文集》，进一步证明了731部队的作战目标。她还找到了原731部队的老兵筱冢良雄，让他在法庭上作证。他说：“我参与过活体实验，我看到人被解剖。”
这些证词，一次次震撼着整个世界。也是这些证词，让一些日本学者被右翼威胁，甚至攻击。她没有退缩。她带着中国大学生进山调查，把“烂脚病”的分布情况整理成12卷本的报告。
2025年，她已经73岁。她还在做事。她还在整理资料。有人说她是中国的“历史守门人”。她自己说：“我只是个老师，我只是不想让这些事被忘记。”但她做的，远比一个老师多得多。
她让我们知道，战争不是只有硝烟和尸体，还有一代又一代的沉默和疼痛。她也让我们知道，中国人不是只能忍着，哪怕再小，也能站起来说：“我不接受。”
这个世界上没有超级英雄。但如果中国有两个王选，她们就能把日本拖回历史的审判席。她们不需要战机，不需要航母。
只需要一个法庭，一份证据，一颗不肯低头的中国心。但问题来了——她已经73岁了。我们还能等多久？
我们常说“铭记历史”，可历史是会冷的。它需要人一点点点燃，一点点守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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